清楚，古代的任何税赋改革都逃不开一个定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後，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改革的初衷，都是为了将各种杂七杂八的苛捐杂税合而为一，既降低征收难度，又让各级官吏没办法巧立名目进行贪污。
但在王朝末期，随着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度不断下滑，官吏还是可以想尽办法巧立名目地多收税款。
也就是说，原本几种税款合成一种，实行过一段时间之后，官吏又会巧立名目征收新税，而其实这种新税早就已经包含在之前的那几种税款之中了。
等于是朝廷从官员口中抠出灰色收入，官员优惠想办法增加新的灰色收入，百姓承担的税款反倒是越来越多了。
楚歌又不是神，当然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但他尽可能运用后世的智慧，让财税问题在盛太祖的这个副本里、在短期内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式，也算是能够对付着交差了。
在楚歌想好了大致的对策之后，就自动推行了下去。
然而就在楚歌准备去看一看大盛朝国祚的变化情况时，却发现这次的案件还没有结束。
小太监前来启奏：“陛下，方士用方大人求见。”
楚歌愣了一下：“方士用？”
他在脑海中快速搜索这个人名。
很快，想起来了。
这是当时的一位名士，也被卷入到了空印案中。
在历史上，他向盛太祖上疏，洋洋洒洒数千言，论证“空印案无它罪、可恕”。
而盛太祖给他的回答是：流放。
楚歌意识到，这次的情况多半与最初的文士副本一样。
仅仅给出一个措施还不够，还要当面驳倒这些人，任务才算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