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并以他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权威，重新建立起人们对整个经济体制的信任。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大批民众来到银行，将前段时间才刚刚因为恐慌从银行中拼死拼活取出来的钱，又重新存了回去。
短短两周时间，全国银行存款增加五成，四分之三的银行重新恢复营业。
紧接着，一项项新法举措，以雷厉风行的手段快速推出。
公布紧急救济法，大量拨款赈济在失业中陷入困顿的民众。
公布农业调整法，国家出面调节、控制农产品产量，引导供需恢复平衡。
公布工业复兴法，要求每个行业制定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标准，赋予工人团结起来与资本家集体谈判的权利。
遵守这一法案的企业将会获得一个特殊标志，国家鼓励民众前往这一类企业的商店中购物。
公布证券交易法，成立委员会监管整个股票市场，打击财务欺诈、报表造假、内幕交易等行为。
公布国家住房法，减少房贷利息，将贷款期限从十年延长至三十年。
推出社会保险法，带来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引入按收入和资产额的累进税率，最高征收高达七成的遗产税。
以工代赈，在八年时间中大基建的车轮滚滚向前，雇佣超过八百万人，铺设供水线、修缮建筑、修建公路、建设水利工程在全国的各个角落都留下了新法的痕迹。
一项又一项法条，在王文川的面前展现。
而此时的王文川，一边在接收着海量的信息，一边在口中喃喃低语。
“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
“市易法”
显然，在罗氏变法的众多法案中，王文川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影子。
紧急救济法，有点像是常平仓，在荒年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证券交易法，有点像是市易法，监管市场，减少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
以工代赈，更是与农田水利法极为相似，只不过前者是国家直接出钱兴建工程，而后者是用青苗钱收取的利息来兴修水利。
更重要的是，王文川隐约在这些法案中，看到了某种与他的思路不谋而合的东西。
那就是国家调控！
王文川新法的内容，就是以国家的手段对市场进行调控，以青苗法减轻农民受高利贷盘剥之苦，以市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