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皇帝对他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之外，被罢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他想看看，在这种说一不二的情况下推行青苗法，能不能取得比当时更好的效果？
于是，楚歌在自己改良后的青苗法方案上，又多加了一条。
严禁各州县的地方官提高青苗法的贷款利率，严禁强行摊派。各级必须层层审核，一旦出现强行摊派或者提高利率的情况，该地的上级也要受罚。
此外，楚歌还决定定期派遣京官到各地去暗访，只要发现青苗贷走样的情况，就要对当地的主管官吏进行责罚。
当然，楚歌也非常清楚，想靠这种制度的约束完全杜绝底下官员唱歪经的情况肯定是不可能的，但多少能避免一些。
历史上的王文川变法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可以说是一个疏漏。
王文川用青苗贷的收入作为政绩考核的内容，自然会催生出许多强行摊派青苗贷、提高利率的投机官员。
如此一来，害民的黑锅，他自然要牢牢地背上了。
楚歌猜测，历史上王文川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这些新党官员，很可能也是出于一种迫不得已。
因为当年王文川对整个朝堂的掌控力并没有达到楚歌现在的程度，对旧党清算得不够狠，而且获得的皇帝信任也比较有限。新党一共就这么些人，王文川腾不出手去整顿新党内部，自然是有什么人用什么人，先凑合着为国库把钱收上来再说。
但楚歌此时，完全可以有限度地向新党内部开到，因为旧党的压力已经很小了。
距牛渚之战：4年
很快，楚歌的青苗法实行了整整一年时间。
他再度看向桌案上的文书，全国各地的信息如雪片一般，来到了他的面前。
残存的旧党官员仍在不断上疏反对青苗法，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被赶出京师的文君实。
但这些，楚歌已经完全免疫了，根本看都不看。
青苗法实行一年，果然带来了大量的收入，达到了两百多万贯。
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新党中也有许多因为强行摊派或者私自提高青苗贷利率的官员被惩治，楚歌雷厉风行的作风在新党内部引发了一些动荡，但朝堂中既然已经没有太多旧党的声音，大部分新党中的投机派也只好忍气吞声。
他们要么有所收敛、克制，不敢再那么明目张胆地强制摊派青苗贷或者提高利率，